錢穆漢宋觀的轉變及其意義——以“經學即理學”的評價為線索
作者：韓書安 董平（浙江年夜學哲學系）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2期
摘 要：“經學即理學”是顧炎武揭橥的考據學方式論，乾嘉以來成為漢宋之爭的一個焦點話題。以“經學即理學”的評價為線索，可以清楚考核錢穆漢宋觀的演變。對于“經學即理學”的評價，錢穆早年秉持嚴厲批評的態度，暮年則逐漸轉向溫和的認同，這反應了他在漢宋觀上從“尊宋抑漢”到“漢宋等觀”的轉變。這一轉變與他暮年研治朱子學的經歷有直接關系。基于經學與理學是朱子學的兩個面向之獨特認識，錢穆提出了“會通博綜”的治學理念，主張考據、義理兼盡，融漢宋之學于一罏，最終回歸于儒學的年夜傳統，這無疑更能從最基礎上消弭漢宋之爭。
關鍵詞：錢穆；“經學即理學”；朱子學；漢宋之爭；
漢學與宋學是中國古典學問的兩年夜門戶。普通說來，漢學是指以兩漢經學為代表的名物訓詁之學，宋學是指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心性義理之學，它們體現了兩種分歧的致思傾向與為學主張。漢學與宋學的正式劃分構成于乾嘉時期。如《四庫全書總目》云：“自漢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1】；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亦言：“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理學得師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2】。不過，自清代中葉以來，漢宋之爭的風氣也日漸凸顯出來。尤其是江藩《漢學師承記》、方東樹《漢學商兌》兩書的出書，更是對漢宋之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感化。并且，漢宋之爭作為價值立場鮮明的學術不合，直接影響到平易近國甚至當下的學術發展。是以，若何評價漢宋之爭并將其進行公道地化解，可以說是學術思惟史上的一年夜理論難題。
“平生為國故招魂”的錢穆師長教師，治學收支經史子集四部，考據、義理兼而有之，被譽為最后的“通儒”。他尤為擅長于學術思惟史的研討，在八十年的學術生活中對漢宋之學有頗豐的論述。是以，本文擬以錢穆漢宋觀的轉變為研討對象，探析在現代學術語境下若何消弭漢宋之爭。鑒于錢穆著作單一，筆者將以錢穆對“經學即理學”的評價為線索，細致梳理其漢宋觀的演變。“經學即理學”是顧炎武揭橥的考據學方式論，乾嘉以來成為漢宋之爭的一個焦點話題。錢穆暮年在講授《經學大體》時曾說：“《顧亭林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曾說：‘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我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便援用了他這句話，可是講得不明白。《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平易近國二十年在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北平寫的。到現在隔了四十多年。比來我又寫了一篇《顧亭林學述》，再講‘經學即理學’這句話，我算是講明白了。”【3】“經學即理學”之所以素來難解，是因為它牽涉到對漢宋之學的整體掌握。錢穆對“經學即理學”評價的轉變，與他對漢宋之學的思慮有莫年夜關聯。是以，以“經學即理學”的評價為線索，我們可以清楚考核錢穆漢宋觀的轉變歷程并進而剖析此中所蘊含的學術價值。
一、錢穆對“經學即理學”評價的轉變
侯外廬曾指出：“世論亭林之學旨莫不提出他的一句名言，‘經學即理學’”【4】。不過，在若何懂得“經學即理學”的問題上，學者們爭議頗年夜并構成了兩種典範的見解：一種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經學代表學”的觀點，即認為顧炎武的本意是通過確立經學的新旗幟來顛覆理學偶像。另一種是以柳詒徵為代表的“以經學之理學，代不講經學之理學”的觀點，即認為顧炎武只反對禪學之理學，并不是反對理學自己。梁、柳二人基于漢宋之學的分歧視角，分別強調顧炎武為學改革與守舊的分歧向度，極年夜地影響了后來研討者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就錢穆自己的治學尋求而言，他無疑更認可后者，而不滿于前者。是以，錢穆對“經學即理學”的態度和柳詒徵是分歧的。不過隨著學術思慮的深化，錢穆的評價立場后來有所轉變。
錢穆早年對“經學即理學”秉持嚴厲批評的態度。在《國學概論》（1931年）中，他指出顧炎武為學特點是“絕口不言心性，而標知恥博文為學的”【5】。由此，他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懂得是“亭林不喜心性，遂為此語。不知宋明理學自有立場，不待經學。經乃現代官書，亦惟訓詁名物考禮考sd包養包養甜心網史而止，經學中又何有理學者？”（《國學概論》，第302頁）錢穆認為，體悟心性的理學與訓詁考證的經學屬于分歧的學問門徑，顧炎武“經學即理學”是“兩無所據”的偽命題。可是，“亭林‘經學即理學’一語，截斷眾流，有合于后來漢學家之脾胃”（《國學概論》，第305頁），后來在顧炎武“判心性與學問為二途”治學態度的影響下，乾嘉以來“氣魄較小，目光較窄之流，則專借包養俱樂部亭林‘經學即理學’一語為話柄，于名物訓詁證禮考史外不知有學術矣。”（《國學概論》，第303頁）
在《中國近包養意思三百年學術史》（1937年）中，錢穆仍強調“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論，雖意切救弊，而析意未精，言之掉當”【6】。不過，相較于《國學概論》中簡單的批評包養金額論說，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經學即理學”有著更為詳細的考證剖析。他發現其實早在顧炎武之前，蘇州地區的文人歸有光、錢謙益已有類似的言論。【7】錢穆認為，歸有光“‘講道’與‘講經’之分，其言為牧齋所襲，即亭林‘經學’、‘理學’之辨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70頁）他進一個步驟剖析指出，清初學者治經年夜端，如考辨《易圖》、《尚書》今古文、《詩風》淫正、《年齡》氏族地盤、《周官》郊丘祀典等，歸有光都已說起。錢謙益評述儒林與道包養網評價學分合、漢學與宋學得掉的觀點，其實也是歸有光遺說的發揮。雖然顧炎武后半生基礎都在南方游歷，可是歸有光包養網車馬費、錢謙益辨析經學與理學、區分漢學與宋學的觀念在顧炎武的身上仍然有所體現。由此，錢穆總結道：“亭林治經學，所謂明流變，求證佐，以開后世之涂轍者，明人已導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經之論，謂經學即理學，舍經學無理學可言，求以易後人之徽幟者，亦非亭林獨創。”（同上，第173-174頁）錢穆將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源頭追述到歸有光、錢謙益那里，這無疑消解了這一學術命題的原創性與深入度，對于梁啟超“經學代表學”的觀點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批評感化。并且，在他看來，“亭林論學，本懸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同上，第178頁），“經學即理學”僅是就前者而言，并不克不及提醒出顧氏的學術全貌。乾嘉諸儒“乃打歸一路，專守‘經學即理學’之議”，“忘其‘行己’之教，而師其‘博文’之訓”（同上，第178-179頁），是“得半而掉半”的單方面性繼承。簡言之，錢穆認為，“經學即理學”并不克不及完全反應顧炎武甚至整個清代學術的本質特征，不宜過分夸年夜它對宋明理學所產生的沖擊和破壞感化。
但是，錢穆對“經學即理學”的態度，暮年隨著他撰寫《朱子新學案》（1971年）逐漸有所轉變。錢穆留意到《朱子語類》有一條云：“程師長教師解經，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8】他指出朱子分判本身與二包養網站程解經差異的此條語錄“分別年夜可玩味”包養網站。二程解經“理在解語內，是解說者自說己理，乃解者之自有發明，此可謂之理學”；朱子解經“理在經文內，此非解者矜持己理，特玩味經文而有得，為之發明其辭，理皆經文之理，非解者矜持之理，此可謂之經學”。【9】也就是說，與二程離經學以言理學分歧，朱子實際是即經學以言理學。職是之故，錢穆認為“顧亭林曾云：‘經學即理學也，舍經學安有所謂理學哉。’此其淵源，實亦朱子先發。”（《朱子新學案》第四冊，第218頁）但他同時強調，“朱子論學之關鍵，亭林亦未為得其精華。故如亭林之學，亦僅得稱是為經學，不得稱是理學也”（同上，第220頁），即顧炎武僅是經學家而非理學家，雖然正式提出了“經學即理學”，但他的學術造詣尚未如朱子般臻至此種境界。相較于早年的堅定批評態度，錢穆暮年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見解已漸趨于承認與接收。
在《顧亭林學述》（1973年）中，錢穆對“經學即理學”有更為詳細的剖析。他指出“亭林所謂經學，乃自漢至宋通言之。‘古之所謂理學’，指宋。以其合于經，同于經，故曰即經學。‘今之所謂理學’，指明。亭林謂其不取之五經，但資之語錄，亦如釋氏之有禪，可以誦經典而成佛也。”【10】簡言之，宋代表學合于經學，所以顧炎武稱“古之理學，經學也”；明代表學分歧于經學，所以顧炎武稱“今之理學，禪學也”。從最基礎上說，“在亭林之意，固未嘗為漢、宋分疆，故經學中即包有理學，而理學亦不過為發揮經學。至于明代中晚以下風行之語錄，乃離異經學以為學，故亭林不以理學許之。下及乾嘉，嚴分漢、宋，經學獨歸兩漢，理學全受排擠，此又與亭林意見年夜為分歧。”（《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八），第85頁）顧炎武自己包養網站并沒有乾嘉諸儒那種漢、宋分疆的學統觀念，“經學即理學”的本意是認為經學是孕育理學的母體，理學是發揮經學的產物，兩者是相即不離、互為創發的關系。從早年的“尊宋抑漢”轉變為暮年的“漢宋等觀”，錢穆認為他此刻“算是講明白了”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內涵。
其后，錢穆在臺灣講授《經學大體》課程（1974年）時，也曾對“經學即理學”有所說明。他曾講道：“經學就是理學，要讀經學，才有理學，舍失落經學沒有理學了。粗看這句話似乎只需講經學不要講理學，顧亭林是處在反理學的態度。這樣說最多講對了一半，因為顧亭林《日知錄》講得很詳細，宋朝、元朝都有經學，所以那個時候也有理學。明朝人沒有經學了包養軟體，有什么理學呢？不講經學的理學，只要明朝，王學不克不及叫理學。顧亭林是這樣的意思。他反王學，不反理學。”（《講堂遺錄》，第850-851頁）這和《顧亭林學述》一文的觀點基礎分歧，都是強調顧炎武“經學即理學”是反明學，并不是反宋學。錢穆認為，梁啟超看錯了顧炎武的學術，因為“他始終有個‘漢學’‘宋學’的成見在，認為清朝人是反宋學的”（同上，第851頁）。在錢穆看來，他超出了乾嘉以來漢宋之爭的主觀成見，所以比梁啟超更能準確懂得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本意。
錢穆說：“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師友雜憶》，第159頁）對于顧炎武“經學即理學”，他始終站是在宋學的立場上進行評判。可是通過對其著作的梳理研討，我們不難發現，雖然錢穆早年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秉持嚴厲批評的態度，但暮年逐漸轉向溫和認同的評價。這反應了錢穆在漢宋觀上從“尊宋抑漢”到“漢宋等觀”的轉變歷程。而顧炎武與漢宋學術的關系無疑是影響錢穆評價“經學即理學”的關鍵原因。
二、經學與理學：朱子學的兩個面向
為何錢穆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評價前后態度變化會這般之年夜？他曾自述，雖于辭章、經史之學皆有所得，但“顧余自念，數十年孤陋窮困，于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自問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賜。”【11】是以，以宋學之立場論衡古今學術，在錢穆那里是始終如一的。他對于清學的總體評價，無論是早年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的“不知宋學，則亦不克不及知漢學，更無以評漢宋之長短”（《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5頁），還是后來在《清儒學案序目》中所論“要之有清三百年學術年夜流，論其精力，仍自沿續宋明理學一派”（《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八），第592頁），都是堅持從宋學的視角評判清學的利害得掉。換言之，從長期包養錢穆一貫的“尊宋抑漢”立場來看，他對“經學即理學”的見解不應該會有本質的變化。
那么，最有能夠的緣由就是他的宋學觀念有所轉變，由此影響到他對于“經學即理學”的評價。錢穆的宋學觀念在中年時期確實有過一次嚴重轉變。他暮年回憶說：“余治宋明理學，首讀《近思錄》及《傳習錄》，于后書尤愛好，及讀黃、王兩《學案》，亦更好黃氏。是以于理學各家中，乃偏嗜陽明。……及平易近包養一個月價錢國三十三年在成都華西壩，病中通讀《朱子語類》百四十余卷，又接讀《指月錄》所有的，因于朱學深有體悟。平易近國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寫《中國思惟史》及《宋明理學概述》兩書，于舊見頗有更變。及平易近國四十九年赴美講學耶魯，始創包養合約為《論語新解》，前后三年，逐章逐句，不憚重複，乃知朱子深允。”【12】從早年的尤愛《傳習錄》，“偏嗜陽明”，到后來通讀《朱子語類》，“于朱學深有體悟”，錢穆逐漸在宋學系統內部實現了從推重陽明學到倡導朱子學的嚴重轉變。這一轉變對于錢穆后半生的治學重心及學術立場有著深入的影響。
錢穆暮年在撰寫《朱子新學案》的過程中，曾與楊聯陞堅持長期而親密的通訊，向他介紹本身寫作的最新進展。在撰寫《朱子新學案》之前，他說：“穆有興趣以三年精神為朱子作一‘新學案’，不僅專為朱子，亦為中國理學史與經學史在其年夜關鍵處有所闡發。”【13】又言：“竊謂能兼綰道學、儒林于一身者而各達其至高標準者，惟朱子一人為然。”（《素書樓余沈》，第221頁）錢穆認為，朱子的學術思惟涵攝道學與儒林兩部門，牽涉到對理學史和經學史的嚴重懂得。是以，在潛心研治朱子學的過程中，他對早年的清學研討也有反思。他后來在給楊聯陞的信中提到：“穆此半年來專讀朱子書，時時返看舊日拙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頗覺當時學力尚嫌未足，對朱子學清楚實不深。”（同上，第227頁）錢穆的言下之意是，在從頭閱讀朱子的著作之后，他對清學的見解有所改觀。而觸及到顧炎武，他則說道：“因治朱子書乃理解亭林與梨洲二人之高低，又更清楚到戴阮諸人評議宋儒之無當。”（同上，第227頁）換言之，隨著研治朱子學的深刻，他對顧炎武與漢宋之爭的問題有了更為加精當的懂得。而這一懂得的主線無疑聚焦在顧炎武與朱子學的關系上。雖然錢穆在信中并未具體展開論述，可是通過比較錢穆遲早年的著作，我們不難發現其思惟變化的軌跡。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曾將顧炎武鑒定為朱子的五傳門生。錢穆在《國學概論》中對于這種說法提出了嚴正的質疑。他說：“顧謂亭林底本于朱子，則似矣，而另有辨也。朱子言格物窮理，仍不忘吾心之全體年夜用，不脫理學家面孔。亭林則只以知恥立包養ptt行，而別標博學于文，將學行分兩撅說，博學遂與心性不涉，自與朱子分途。”（《國學概論》，第302頁）在錢穆看來，顧炎武將學行分為兩撅，對于心性的層面關注不夠，這和朱子有很年夜的差異。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他對顧炎武學行分離的學術觀念仍持批評態度：“其言曰：‘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學行分為兩撅。是‘博學’為一事，而‘行己’又一事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6頁）顧炎武將學問與心性分為二途，必定會導致對理學的最基礎否認。這其實也解釋了錢穆早年為何要嚴厲批評“經學即理學”。
不過，錢穆后來則承認并贊許顧氏之學淵源于朱子。他說：“顧亭林年夜體一本程朱，還是朱子學之路向”【14】；在《顧亭林學述》中也強調：“亭林之學，其精華地點皆出自朱子”（《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八），第107頁）。錢穆之所包養甜心以會有這種認知上的轉變，來源于他研治朱子學的獨特體會。他在《朱子新學案》中高度評價“朱子乃是孔子以下集儒學之年夜成”【15】。朱子的“集年夜成”的重要體現在“不僅集北宋一代表學之年夜成，同時亦集漢晉以下經學之年夜成。使經學理學會歸于一，尤為朱子論學最年夜貢獻地點。”（《朱子新學案》第四冊，第127頁）換言之，朱子實現了漢唐經學與宋代表學的整合與重鑄。在錢穆看來，經學和理學的關系應當是，“經學之于理學，貴在相濟，不在獨申。合則兩美，分則兩損。朱子學之著精力處包養感情正在此。”（《朱子新學案》第一冊，第35-36頁）經學與理學構成了朱子學的兩個向度。錢穆認為，“朱子之學，年夜率可分為兩途。一曰性理之學，一曰包養妹經史之學。”【16】性理之學和經史之學兩者的為學性質有所分歧，“性道約禮之學貴能尊傳統，經史博文之學則尚心得。故言性理，不當有背于孔孟。言經史，則非孔孟之所能拘，此在朱子亦復如是。”（《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六），第58頁）顧炎武是“稍偏于經史”一路的朱子后學，其經史考據中的學術創新是發展朱子學的應有之義。所以，錢穆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懂得是“顧亭林亦欲融理學歸儒學，故特尊朱子”（《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七），第62頁）。在朱子學的廣闊視域之下，“經學即理學”即是內在圓融，而非漢宋對立了。
錢穆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從批評到認同的評價轉變過程，無疑與他暮年研治朱子學的經歷有莫年夜關聯。基于“朱子為學之能匯通經學理學而熏陶之一爐者”（《朱子新學案》第四冊，第204頁）的治學體會，他對于經學與理學關系甜心寶貝包養網的見解實現了從“尊宋抑漢”到“漢宋等觀”的認知轉變。是以，錢穆對顧炎武與漢宋學術淵源的考核，與早年側重于從破的一面批評顧炎武為清學“開山鼻祖”分歧，暮年更傾向于從立的一面倡導顧炎武為朱子“正統明日裔”。這種學術評價上的轉變蘊含著錢穆對于破解漢宋之爭問題的新思慮。
三、“會通博綜”：化解漢宋之爭的治學理念
對于錢穆來說，顧炎武“經學即理學”之所以主要，不僅因為它是研討清代思惟史不成繞過的主要議題，更在于它觸及到平議乾嘉以來漢宋之爭的學術風氣。晚清以來，隨著漢學勢力的衰退，主張“漢宋兼采”成為一種學術潮水。《清儒學案》記載：“道咸以來，儒者多知義理、考據兩者不成偏廢，于是兼綜漢、宋，學者不勝枚舉。”【17】陳澧、朱一新、曾國藩、張之洞等都是此中的典範代表。但由于他們的學問基礎在義理、考據上各有所偏，是以他們的“包養一個月漢宋兼采”實則是一種兩相湊合，并不克不及在實踐中開創出漢宋融合的新局勢。而漢宋之爭的學術風氣在平易近國時期則繼續舒展，并且有擴年夜的趨勢。這重要體現為以胡適、傅斯年等為代表的標榜漢學的新考據學派和以熊十力、牟宗三、徐復觀等為代表的謹記宋學的新儒家學派的論學不合與彼此攻訐。如傅斯年婉言：“我們主旨第一條是堅持亭林、百詩的遺訓。……我們覺得亭林、百詩在很早的時代已經應用比來代的手腕，他們的歷史學和語言學都是依照資料的分量出貨物的。”【18】徐復觀則認為：“孔、孟而后，中國文明的命脈在宋明的程、朱、陸、王，而決不在清代的閻、胡、惠、戴。”【19】兩派學人所反應的考據與義理之爭，已從治學方式上升到了價值崇奉。誠如錢穆所言：“此數十年來，中國學術界，不斷有一爭議，若追溯淵源，亦可謂還包養故事是漢宋之爭包養網評價之變相。”【20】
基于漢宋之爭的理論與現實之雙重視角來參考錢穆對“經學即理學”的評價顯然具有主要意義。錢穆早年安身于“尊宋抑漢”立場解讀顧炎武“經學即理學”，雖然無力地抨擊了新考據學派的氣焰，可是仍未擺脫漢宋之爭的窠臼，所以并不克不及徹底停息學術紛爭。他也深知“欲為中國此后學術開新風氣，辟新路向，必當兼綜上述兩趨勢，而會通博綜，以治之于一罏。”（《學龠》，第162頁）暮年在研治朱台灣包養網子學的過程中，錢穆深切體會朱子“專心之大公至正至年夜至平，所以能會和經學理學兩者之長，以獨樹一幟之學也”（《朱子新學案》第四冊，第285頁）。由此，他轉向“漢宋等觀”包養dcard的視角從頭審視顧炎武“經學即理學”，這便超出了梁啟超、包養留言板柳詒徵將義理和考據截然對立的局限短期包養，也為漢學和宋學兩年夜學術傳統架起了一個會通融合的平臺。錢穆評價顧氏之學說道：“亭林實能擺脫理學窠臼，而攝取理學精華，若使此下經史之學能循此發展，則洵可為儒學開一新境。而惜乎學脈中斷，乃專走上考據訓詁之一路，經學非經學，又何嘗當于亭林所謂‘舍經學安所得理學’之經學乎？”（《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八），第100頁）這不啻是對近三百年來學術發展誤進漢宋之爭岔路的一年夜憐惜與檢查。
錢穆認為，只要義理與考據兩者兼而盡之，才幹為未來的學術開辟新標的目的。他指出：“在中國學術史上，是有了儒家而才有經學的。是有了新儒家而才所謂新經學的。若儒家精力漫掉了，專來講經學，那是一種無靈魂的經學，不是真經學。清代經學便有此趨勢。但我們疏忽了一貫的經學傳統來講儒家思惟，那也是一包養網dcard種無骨骼的儒家，也非真儒家。平易近國以來講儒家的，便有此傾向。”（《中國學術通義》，第15頁）義理與考據的關系譬如人體之骨骼與靈魂，都是中國傳統學術中不成或缺的主要組成部門。但遺憾的是，乾嘉以來的學術，皆偏于義理、考據之一端，并不克不及窺見前人學問之全體。錢穆以孔子以降中國學術思惟之集年夜成者朱子為榜樣，終于找到并且親身實踐著一條“通漢宋之囿，祛義理、考據之弊，而兼通并包，一以貫之”（《學龠》，第36頁）的治學之路。相較于晚清時期的“漢宋兼采”之論，錢穆“會通博綜”的治學理念，強調考據、義理并重，融漢宋之學于一罏，最終回歸于儒學的年夜傳統，這無疑更能從最基礎上消弭漢宋之爭。
需求指出的是，錢穆“會通博綜”的學術典范是朱子，這表白他對于宋學有更多的偏好。近些年來，隨著經學研討的復興，作為兩漢經學集年夜成者的鄭玄，其經學義理日漸惹起學者們的關注。我們能否也能以鄭玄為學術典范來溝通漢宋之學，破解考據與義理的紛爭呢？不過，無論朱子，還是鄭玄，在“會通博綜”的治學理念下，他們都是一種幻想化的符號象征，我們也無須執著于經學或理學的具體名相。正如錢穆很早便在一篇名為《漢學與宋學》演講文章中指出，“漢學派的精力在‘通經致用’，宋學派的精力在‘明體達用’，兩派學者均重視在‘用’字。由經學上求實用，往研討修、齊、治、平的學問，便是從哲學、文學、史學上往研討人生問題、家庭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都欲找到最最基礎的‘道理’（便是‘道’），來做實際的改造。這就是‘儒學’的精力，便是‘經學’的家法。”（《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八），第578-579頁）從儒家下學上達之最基礎主旨出發，漢學與宋學的本質無二，都是以經世濟平易近為志向。當我們打消崇漢抑或尊宋的價值立場后，便可以如章學誠所說的那樣“見前人之年夜體，進窺六合之純”。
注釋
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2003年，第1頁。
2阮元：《研經室集》，中華書局，1993年，第37頁。
3錢穆：《講堂遺台灣包養錄》，《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52冊，臺北：聯經出書事業公司，1998年，第850頁。
4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惟學說史》（一），三聯書店，2014年，第263頁。
5錢穆：《國學概論》，《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1冊，第284頁。
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16冊，第168頁。
7歸有光《送何氏二子序》云：“漢儒之講經，而當代謂之講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當代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于講道也。”（歸有光：《震川師長教師集》，上海古籍出書社，2007年，第195頁）錢謙益《新刻十三經注疏序》亦言：“漢儒謂之講經，而當代謂之講道。圣人之經，即圣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于後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儒林與道學分，而前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起落絕續之年夜端也。”（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古籍出書社，1985年，第850頁）
8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第438頁。
9錢穆：《朱子新學案》第四冊，《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14冊，第218-219頁。
10錢穆：《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八），《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22冊，第81頁。
11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序》，《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51冊，第8頁。
12錢穆：《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七），《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21冊，第3頁。
13錢穆：《素書樓余沈》，《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53冊，第219頁。
14錢穆：《中國學術通義》，《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25冊，第91-92頁。
15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一冊，《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11冊，第34頁。
16錢穆：《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六），《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20冊，第55頁。
17徐世昌等：《清儒學案》第7冊，中華書局，20包養行情08年，第6945頁。
18傅斯年：《傅斯年選集》第3卷，湖南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8頁。
19徐復觀：《無慚尺布裹頭巾·來往集》，九州出書社，2014年，第10頁。
20錢穆：《學龠》，《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第24冊，第159頁。